孔明治理南中政策──浅读史料解释观点相异

前言观点角度不同,结果答案就会迥然差异。三国时有一段孔明治理南中,便是此段讨论的绝好数据。当御史中丞孟获诣往成都述职时,向丞相孔明提出为家乡减税的要求,诚恳服膺地为人民叫屈,但是孔明拒绝。首先孔明提出西南夷并非全部贫穷不堪,尤其是当官的人富贵连续好几代;再来是南中人民耕种及猎狩效率皆不如中原,因此仍有改良空间;最后则提出国家保护的观念,以增进生活安乐及保护生存安全。举例而言,假设南中收入十石,现课征二石,虽然孟获要求减税为一石,可得九石;但孔明助夷人收入二十石,虽然课征五石,尚余十五石,比起所欲九石如何?孟获听完心服口服。但是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说法,解读不同的意义。一、断章取义法:若要把以上数据左证为孔明暴政,就会有人把税负把二石增至五石,增加比率为二倍半的暴征苛利;或者是原来税负十取二,已是什二税,是中原汉制什一税的两倍,本来已经重税,改成二十课五更是雪上加霜,重税再加重税。不管是从实际数额或比例换算,皆可坐井观天得出偏见。二、忽视技术及进步:南中用木制农具耕耘、或简单手工具猎牧,但若引进铁制器具,就能造出更坚固更复杂而更有助于生产效率。科技进化正是文明有别于野蛮的重要因素,即使位处中原,盐铁仍需官营制作生产,因此取得进步的本身就需付出代价。光是技术进步,就可使收入由十石增加为二十石,这正是文明治国带来进步,但是若有意隐暪增产十石的话,当然看不出孔明引进技术而对南中产生治国的成效。三、漠视国家观念及保护安全:南中被蜀汉统治,而无外忧之虞,益州提供军队武力保护,故南中毋须维持强大的武装势力,仅须有少量的兵卒维持治安,因此南中当然要向益州付出代价。孔明以蜀汉政府的姿态统治,而非眼光狭小到地主门阀之间的斗争与冲突,政权与地主本来就不同格调,老是汲汲营营无中生有于所谓荆益分派,偶尔也正视上对下统治的政治观念。毕竟中央集权与地主联邦,两者并不相同。曹操对农民课以什五,有的甚至达到什六,然而此项政策实施以来,人民却很安心,因为战乱之中,若要免疫于死亡的威胁,必须付出代价。两汉和平时自有算赋、更赋及资赋等不同名目的课税,每人负担不只什一,更何况是战乱时的三国。比方东吴就征以口赋、算缗、关税、户调还有「税米、租米、限米、布米及钱米」等「杂米」,难怪江东人民屡屡起义发动战争。结论:一条叙述事实的原始的数据,光是因为方法不同,至少可以解释成南辕北辙的不同方向。而且若以先入为主,先有结论再来找资料的话,不管是断章取义来铁口直断,或是故意忽视收入增加的进步,以及与当时行情相比较,结果完全不同。依剩余价值而言,孟获原来要求从八石增至九石,但是孔明改成从八石增至十五石,这种要五毛给一块的观念,孟获心悦诚服。

答案是肯定有必要的。

详解一下:

建兴三年,益州飞报:“蛮王孟获,大起蛮兵十万,犯境侵掠。

百官谏曰:“南方不毛之地,瘴疫之乡;丞相秉钧衡之重任,而自远征,非所宜也。且雍闿等乃疥癣之疾,丞相只须遣一大将讨之,必然成功。”孔明曰:“南蛮之地,离国甚远,人多不习王化,收伏甚难,吾当亲去征之。可刚可柔,别有斟酌,非可容易托人。”反叛的地区属于蛮荒之地,远离蜀汉政治中心;当地少数民族众多,根本不管你是谁当家;更何况当时蜀汉内外压力巨大,经过夷陵之战以后,蜀汉几乎到了灭国的境地,所以在南方的少数民族势力才敢反叛;杀掉反叛的将领和部族头领是简单的,但是彻底消灭反叛势力是特别艰难的;杀了孟获,还有孟得、孟津等等,况且对于以后的七出岐山是显然不利的,要想收复中原,就不能存在后方的隐患,就不能陷在南方长期的治安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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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进兵后,很快便击败叛军,雍闿以及朱褒被杀;同时,附近的郡县也都被援军平定。但是,叛军却并未归顺,而是在孟获的带领下继续反叛。孟获“素为夷汉所服”,在当地很有威望,这正是雍闿派他去“诱扇诸夷”的原因。果然,孟获的煽动能力无与伦比,在雍闿被杀以后,自己便拉大旗作虎皮,占着山头唱起了歌。

接下来就是,在第一次孔明抓住孟获,众将上帐问曰:“孟获乃南蛮渠魁,今幸被擒,南方便定;丞相何故放之?”孔明笑曰:“吾擒此人,如囊中取物耳。直须降伏其心,自然平矣。”但是诸葛亮却没有这么做,而是很大方地带着他参观了军营,然后笑眯眯的问,军容如何?孟获相当桀骜,回答说:以前我是不知虚实,才会被你所败;如今我既然看到了你是如何行军布阵的,打赢你只是分分钟的事!诸葛亮于是挥了挥手让他回去:不服来战。

接下来的事,大家就都知道了,诸葛亮连续抓了孟获七次,抓到孟获的厚脸皮终于撑不下去了,愿意归顺投降。而且,孟获还表示:南人不复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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