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侠:科学文化变迁中的博弈

我们为什么需要科学文化?

The Game in the Change of Scientific Culture

科学文化是自近代科学复兴以来,基于科学实践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新型文化。

作者简介:李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心灵哲学、科学社会学以及科技政策。

科学文化作为文化家族中的后起之秀,之所以能在与各种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的竞争中胜出,是由科学文化所呈现出的生产力与释放出的自由与福祉决定的。

原发信息:《科学与社会》2017年第20172期 第35-46页

这就涉及到文化的比较与演化问题。如何判断两种文化孰优孰劣呢?其判据是什么?

内容提要:文化变迁是由两种文化遗传因子:科学因子与传统因子相互博弈的结果。当特定文化类型成为文化范式,就会以此塑造人的认知模式,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科学文化占优势的区域,科技与社会发展呈现出进步与进化的趋势,反之,科技与社会发展则处于退化与保守的趋势。

在我们看来,两种文化C1与C2之间,如果C1比C2优秀,主要的判据有两点:其一,对于整个社会而言,C1比C2呈现出更高的生产力;其二,对于个体而言,如果生活在C1比生活在C2能获得更多的自由、福祉和尊严,那么,满足这两个条件,就可以说文化C1比文化C2优秀。

Culture change is the product of the game between two cultural genetic
factors:the scientific one and the traditional one.When a certain
pattern of culture has become a cultural paradigm,people’s cognitive
pattern will be shaped on this basis,which will lead to the evolution of
scientif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the scientific-culture-dominated area;
while in the other part where scientific culture is underdeveloped,the
story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科学在短短的四百年间所创造的奇迹,完全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样貌。

关键词:科学文化/遗传因子/变迁/博弈/scientific culture/genetic
factors/change/game theory

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所指出:从耕犁的发明到学会用马拖犁,人们花了四千年时间,而从第一架飞机成功上天到人类登上月球只用了65年。

网赌平台哪个信誉好,标题注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育科学重点研究项目。

这个现象被经济学家黛尔德拉:麦克洛斯基(Deirdre
MeCloskey)称作“伟大的事实”。

一个社会的整体表现是其内在文化运行的衍生结果,这点基本上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在“文化-社会表现”之间的远程因果关系逐渐得以明确的前提下,社会治理的关键就落在了“文化——人……社会表现”链条的前端环节,即“文化——人”之间的关系上。由此,我们想知道文化的构成与人的认知结构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这里涉及两个紧迫问题:其一,文化的构成要素是如何演变的;其二,文化构成要素塑造人的认知结构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

那些由诸多伟大事实堆积起来的社会,渐渐成为人类文明的高地,自然会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形塑人们的认知,并由此形成一种进步的认知模式与习性,而这些的总合就构成了科学文化。

一、文化遗传因子演变中的博弈

科学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子集,它的结构与传统文化的结构是趋同的。

文化是一个外延非常大的概念,包罗万象,很难给出准确定义。按照目前被广泛接受的文化结构与功能的定义,文化可以被分为四个层次:最外层是器物文化、其次是制度文化、第三层是规范层次,最核心的是价值观念层次。这种由表及里的划分,把文化中的结构特征及功能从可见的层面推向不可见的层面,应该说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即它是一种静态展示,无法揭示文化进化的内在动力机制,这就导致我们在改造文化的时候无法找到有效的突破口。为了解决这种困境,我们把文化的构成要素按照属性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文化中比较恒定、连续的部分,称之为文化的传统要素;另一类,则是那些易于变化、具有扩张性的变革要素,称之为文化的科学要素。这是文化中的两种性质完全相反的力量,相互之间在矛盾、冲突与平衡中缓慢推进文化的进步。一旦其中某些要素的权重失衡就会带来文化整体的变迁:进步与退步。通过对人类文化发展历程的考察可以发现,那些恒定、不变的部分是文化中的隐性力量,它们通常是不可见的,而且非常顽强,它对于维系群体认同的连续性至关重要;相反,那些易变的、扩张的具有突破性的要素则是文化中的显性力量,很容易被世人发现。从宏观历史角度来看,任何文化在大的时间尺度范围内都呈现出两种要素之间的持续博弈,由此带来文化的缓慢变迁过程。在相同规律主导下,所不同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进化速度存在明显的差异:有的文化进化较快,经过一个大的时间尺度后再看完全是一种新文化,而有的文化则变化很慢,从历史上看几乎是原地踏步,甚至出现停滞与倒退现象。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这就是环境对于文化的外在影响:开放或封闭的环境会让文化变迁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进化路径。为此,需要先把环境因素隔离开来,解决文化自身演化的可能机制。我们可以借鉴孟德尔的遗传定律,对文化演化的路径给出一种新颖的解释。

基于这种分析,可以把科学文化的结构分为四层,最外层的是科学的器物文化,然后是科学的制度文化、科学的规范文化与最内层的科学价值观构成。

根据孟德尔的遗传定律,文化的遗传因子在历史变迁情境下会发生分离与组合现象,为了简化论述,我们给出一个文化遗传变异的简化图表,见表1。

科学的器物文化主要是指基于最新科技成果所产出的知识产品,由于其效能,这一部分已经在世界各种文化中得到普遍接受;科学的制度文化是指,为使科学事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建制与制度安排,如各国或集中或分散的科技体制、形式各异的评价机制等;科学的规范文化是指科学事业自身所独具的精神气质与规定,按照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的说法,它包含四种精神气质,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精神以及原创性等,尤其是其普遍主义规范,更是强调了科学的非个人性特征,这也是科学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源所在;科学的价值观是指科学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追求真理,这一理念也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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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其内核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包含儒释道内容的儒化文化,这种文化在其近2000年的发展中,早已把其生产力功能释放殆尽。在这种文化模式下,很难产出任何新颖的发现,助推社会文明的进步。

根据孟德尔定律中的遗传因子间的分离与自由组合定律,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变迁中会出现四种可能类型,分别是:完全传统因素主导的A型文化。这种文化在历史演进中,所有潜在具有变动性的、突破性的因素都被排除了,在时间的放大作用下,留下了那些纯而又纯的完全不变要素,这种文化从整体上呈现出退化模式(当下在世界各地兴风作浪的各种原教旨主义者所捍卫的文化大体就属于A型文化);传统文化要素居优势地位的B型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传统要素居于优势的支配地位,科学要素则处于附属的工具地位;变动性要素居优势地位的C型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是鼓励变化与乐于创新,而传统要素只能采取逐渐适合科学要素的发展模式;完全由科学要素主导的D型文化。这种文化总是处于变革中,呈现出激进的理想主义发展路径。上述四种类型文化,仅是一种理想描述,尤其是A型和D型文化,仅具理论参考价值。按照我们的设想,文化的进化路径应该沿着从A型、B型、C型再到D型的发展轨迹。每种类型的文化由于发展程度不同,又可以划分出许多不同的亚型,如C+、C、C-等。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这种文化就其生产功能而言,处于整体边际产出为负的状态。

客观地说,世界各地的文化,没有与此模型完全一致的,只是与其中的某一种类型高度相似而已。从研究所需的精确度要求而言,某种文化与模型的高度相似性对于问题的分析来说已经足够。从最新的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分布图上可以清晰看到上述四种文化的分布与绩效表现:A型文化主导的区域,几乎都处于落后混乱状态,文化的整合能力以及生产性能力表现极差,如非洲地区、中东地区等;B型文化主导地区,如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发展缓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日益被迫边缘化的趋势;C型文化居优势的区域,创新因子的权重超过传统因子的权重,这也是目前世界上经济与社会发展表现最好的区域,如东亚地区以及曾经的亚洲四小龙等;接近D型文化主导的区域,全球也就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发达国家,如北美、西欧等地区。结合这个模型,同样可以对当下中国的文化发展状况做出一个诊断,我们整体上正处于从B型向C型过渡的转型时期。根据近年来数次全国科学素养调查的数据,以及社会职业声望的排名等,可以发现在公众认知上,科学要素略微胜过传统要素,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珍惜的可喜局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了一种退化的研究纲领,按照科学哲学家拉卡托司的说法,其硬核、保护带与启发法都已经陷入退化阶段。

由于文化变迁的缓慢性以及对支撑条件的高度依赖性,导致文化的转型更是充满艰辛和不确定性(只要回忆一下,伊朗巴列维的改革(1963-1979年)及其失败,不难理解这种转型的艰难性与反复性)。同样,这个模型也可以用来分析与预测一个局部区域的文化存在状态与走势,比如用这个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表现与文化的存在状态,同样会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程度与不同类型的文化相匹配的分布规律,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很值得深入思考:是文化存在形式决定了区域发展程度,还是区域发展状态决定了文化的存在形态,这一切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梳理与阐释,未来需要对其中隐含的因果关系给出更为有力的论证。

为了激活这种退化的文化纲领,使其从退化状态转化为进化状态,必须对其保护带进行重建,否则,这种退化的文化纲领非但不能带领整个族群进入进步状态,反而有可能出现严重的路径依赖与路径锁定现象,进而沦为依靠封闭保守维系其生命的状态。

到那时,这种退化纲领就成为思想的黑洞,再也没有任何新思想可以产生,任何个体在这种文化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

在整体麻醉与制度惰性下,个体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退化,即便意识到也只剩下自卑、疏离与反抗,各种原教旨主义都是这种情况的展现。

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局面,我们必须从外部引入新的要素,打破原有文化的惯性、黏性与僵化的平衡,使其重新焕发活力。

那么如何实现这种目标呢?科学文化的引入就是唯一可采用的低阻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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